一个月前，78岁的国家队前网球教练沈建球的手机响个不停，看着手机上陌生的“四川号码”，沈建球按下了接听键，“沈教练，我是胡娜。”

 

　　对教练沈建球而言，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电话，来电的是曾经的弟子、原中国网球名将胡娜。“她现在是画家，告诉我她来北京开画展，问个好。”但对“胡娜事件”的当事人沈建球而言，“这是我第一次接到她从国内给我的电话。”至于其他，沈建球还没有等到想要的答案。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我记忆中，她没有向我道过歉，但基于修养我原谅她，可并不代表她没错。毕竟，她造成了政治事件，应该反省。”

　　

　　1982年夏天，出生于网球世家的四川队队员胡娜代表中国网球队赴美参加联合会杯，却在第二轮比赛前，为能征战职业网坛而消失在旧金山。8个月后，她向美国当局申请的“政治避难”获准，导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停止了中美当年的双边体育交往，此事成为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双方第一次出现的严重外交冲突。

 

　　1979年，我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中国体育的各个项目也恢复了单项职业比赛。1981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有32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联合会杯，便进入16强。因此，1982年的这项重量级赛事被国内寄予很高希望。因出色的竞技成绩，胡娜和队友余丽桥、王萍和李心意集体出征，外交部国际司欧美处处长金恕被临时调派担纲领队，而主教练正是1974年和1978年两届亚运会女队的主教练沈建球。

 

　　那一夜，她消失在旧金山

 

　　距离旧金山市仅70英里的圣塔克拉拉，一个矮式的花园酒店，胡娜和李心意的房间被安排在一楼。对阵原联邦德国队的那天早上七八点钟，因队里有“集体行动”的要求，沈建球需要等齐队员一起去餐厅吃早餐，金恕则去组委会递交出场名单。等了10多分钟，就是不见胡娜，沈建球便和其他3名队员“边吃边等”，一直到金恕返回住地，胡娜还没来。

 

　　沈建球依然记得那个7月的慌乱早晨，推开房门，“床铺没有翻动过，皮箱什么的都在，什么都没带走。”但他至今都不知道的是，胡娜当晚确实没带任何行李，除了一个冰桶。

 

　　“半夜还在外面，如果领队或队友看见了好解释。”胡娜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透露，酒店走廊的尽头有一台制冰机，冰桶成了她合理的“道具”。深夜12点，趁队友李心意睡着，胡娜提着冰桶向酒店后门径直走去，结果“一路都很顺利”。

 

　　事实上，胡娜“出走”并非一时兴起，在头一天作为一号种子对日本队两连胜后，她便决心比赛后要留在美国，对阵原联邦德国队前夕，领队开会通知，如果输了球，隔天就要返回中国，这让胡娜确定了时机，“这是最后的机会。”

 

　　胡娜对于美国职业网球的向往，早在16岁便播下了种子。这在她的自传《胡娜的灵性对画》中被形容为“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从7岁被外祖父温岭（中国网球元老）发掘出网球天赋起，胡娜接连在国内以青少年的身份斩获多项成人组赛事的冠军，随着目标的不断实现，国际舞台成了她最终的目标，“我的梦想是进入WTA排名前20”。1979年，胡娜随中国网球队访问美国，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洗衣机、自动发球器等先进设施，首次体验和国内“洗一次澡用水量控制在一脸盆”截然不同的“淋浴”。但最让她震撼的是站在中央球场看台最高层，观看世界第一的美国女选手艾芙特的美网比赛，尽管“球场已经变成豆腐干那么大小了”，但胡娜依然感叹，“这是多么令我羡慕的时刻啊”。

 

　　打职业比赛，与世界最好的选手同台较量，胡娜本以为这个梦并不远。因为在美期间，世界知名网球教练布雷顿便看中了胡娜的网球天赋，表示愿意赞助她征战职业赛。“我告诉他，要给中国网球协会写信，但写到我19岁，也没有任何消息。”胡娜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运动员常常受伤，说不定哪天就退役了。19岁已经有很大的危机感了，再不努力，打职业赛的梦想就只能是泡影。”

 

　　于是，32年前的那个深夜，从饭店后门离开的胡娜，坐进早已在停车场等候的朋友车中，“迈出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步”。

 

　　4个字，演绎成政治风波

 

　　“政治避难”，当沈建球听到由胡娜律师转达的这4个字时，“头都炸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沈建球不由得加快了语速，“我们正在找她，大会官员就来敲门，说她的律师打电话说，胡娜很安全，别再找她了。”于是，人心惶惶的中国队稀里糊涂地输给原联邦德国队，且放弃了之后的安慰赛，匆匆返回旧金山。

 

　　因广东粤剧团赴美，中国总领事馆的招待所已经客满，沈建球一行只能入住黑人区的酒店，这一夜，大家辗转难眠，但坏消息才刚刚开始。第二天早上，吃早餐的小店里，沈建球看见邻桌留下的早报，头版头条配了很大的照片，“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要求政治避难”，金恕马上向总领馆汇报，“他是欧美处的老处长了，声音都是颤抖的。”沈建球回忆，他们的紧张被官员一眼看穿，“你们不要紧张，这样的情况不是没有先例。”但他深知，“申请政治避难”却是头一遭。

 

　　沈建球的担心成了现实。从胡娜申请政治避难的那一刻起，中国就不断与美方展开交涉，并发生了长达8个月的纠葛。胡娜的申请甚至被移交至白宫，美国国务院高调介入，敦促尽快批准胡娜“政治避难”的申请。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曾表示，“胡娜这件事不解决，中国今后还敢派什么人去交流？”并在第二年表示，“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会引发连锁反应，送胡娜回国是上策，让胡娜留在美国读书是中策，给予政治避难则是下策。”可惜，美国方面在1983年4月4日，正式宣布批准胡娜“政治避难”的申请，4月7日，中国正式宣布停止当年中美两国的体育交往。

 

　　在中国，胡娜被视作“叛逃者”，而她“叛逃”的目的——打职业赛，也在中美双边的你来我往中一度搁置。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8个月，胡娜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一旦被移民局发现，她将被遣返，“我不能冒这个险。”胡娜在自传中披露，不能打球，她开始疯狂地吃冰淇淋来排解情绪，4个月后，她胖了10公斤。

 

　　刚到美国时，胡娜只会用英语说“谢谢”和“早上好”，为了重启职业生涯，她去圣地亚哥大学上语言课，“林青霞曾经在那边读过书。”胡娜对记者提起，然后，她便在台湾一企业的支持下，开始了一个人扛着所有装备走遍欧美打比赛的生活。

 

　　“我从小就很独立。”但胡娜依然会羡慕拥有庞大团队的李娜，“她有教练和按摩师等等，很幸福。”而当年除非遇上非常重要的比赛，胡娜才会精打细算地请个教练，“费用很高，要负责旅费，每天还要付钱。而且当年比赛的奖金很低。”她以四大满贯为例，“冠军也就是三四万美元。”在她初征职业网坛的阶段，看到过日本队带着电饭锅、扛着大米参赛的情景，胡娜苦笑着说：“我只能看到什么吃什么，肯德基、麦当劳，随便。”

 

　　对胡娜而言，一切的决定和苦楚都是为了以“CHINESE GIRL”（中国女孩）的名义站上中央球场，“我站上去过很多次，每次只要听见有人用中文为我加油，我就觉得亲切。” 她在赛场上的突破受到不少留学生的支持，“他们还会请我去家里吃火锅。”在那段岁月中，即便独处已成习惯，但孤独的感觉仍会蔓延，尤其当伤病袭来的时刻。WTA单打成绩是75胜97负，双打是45胜67负，最好成绩进入过温网第3轮，为了这些成绩，胡娜的肩膀、腰和膝盖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肩当时已经痛到抬不起来，要动手术。”医生的建议意味着胡娜要休息两年，再从没有任何排名重新开始，1992年，29岁的她选择退役，学习经营管理延续网球生命。

 

　　而此刻的沈建球，早已从国家队被调回地方，成为一名业余教练。“从专业到业余，就像被贬到西伯利亚去了。”沈建球回忆说。

 

　　关于胡娜的新闻，沈建球一直保持关注，知道她在台湾做青训，培养出台湾名将詹咏然；也了解她做解说，不时还会听一听。这种不算明晰的关联总会不时提醒着沈建球，他眼中那个女孩当年的“年少无知，上当受骗”，不仅改变了她个人的生活轨迹，同样改写了别人的人生。而让人唏嘘的是，此前已两次赴美的胡娜已经受到美国方面的关注，对方伸出橄榄枝，提出帮助她训练等条件，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这样的“重视”让原国家体委在派胡娜出征前曾权衡再三。据沈建球回忆，当时一名相关领导甚至专门叮嘱胡娜的家属帮忙做工作，最后，为了中国队的成绩着想，还是“冒了风险”。

 

　　从美国回到北京后，领队金恕和当年进行政审的领导被要求写检查，胡娜的室友李心意被取消了参加亚运会的资格，而沈建球同样无缘亚运会，且从国家队回到了地方。“我亚运会的证件都准备好了。”沈建球有些无奈，“国家队不用的人，地方上敢用吗？”此后，他便开始了业余教练的生活，“希望还能培养出世界水平的选手。”但在他记忆中，论竞技能力，“我带那么多国家队运动员，胡娜依然是最好的。”只是对于她“追寻网球梦”的结果，沈建球依然重重地用了“叛逃”二字，“至少，对任何中国人而言，不愿再看见有第二个胡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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