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消息，自2009年全运会后正式退役，张洁雯在广州羽毛球管理中心副主任这一位置上待了已经一年多，这名新官直到现在仍感觉，这份工作最难的地方是她“不会说话”。“所以我很佩服关渭贞副局长，还有我们的中心主任林燕芬，她们都是运动员出身，退役后转型做政府行政工作，但你每次开会就会觉得她们特别会说话，以前我不会留意、不会有这种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我每次开会都会特别认真听，特崇拜的样子，心里面想‘我要向她们好好学习’。”张洁雯一边说，一边露出小粉丝一样的眼神。

 

　　中心副主任是一份“每天都很忙，但每天都不知道忙些什么”的工作，尤其在广州市羽毛球管理中心那样小的单位。“我不是像下面其他部门的同事那样每天要打多少份文件，也不像传统意义上的领导那样每天要写多少份报告、签多少个名，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沟通，上面有指令下来我负责传达，下面的队员有问题我负责向上汇报。”小至队里面每个运动员的入队注册、退役、户口转移等手续办理，大至与国家队方面的领导、教练和队员联络沟通，一系列琐碎的事都在张洁雯工作范畴，“当运动员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的背后会有那么多琐琐碎碎的事情要人去办，以前以为领队就是来看看训练的，现在才知道还要负责那么多麻烦事。”

 

　　开会，是每个做行政工作的人的必修课。“我不太害怕开会，可能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坐不住的人。”还是运动员的时候，国家队每逢过年都会给队员一天半的休息假期，在那个时候，张洁雯已练就了宅在房间里一天半不出门的本领。“而且，按我目前这个职位的级别，还没有到经常去听报告的那种地步，我们开的一般都是内部行政会议，说一些比较实在的事情，关乎中心具体事务，所以不像那种听报告的会议那样催眠。”

 

　　能让张洁雯害怕的，大概是像“市长杯”羽毛球赛发布会那样的情景，一直强调自己“不会说话”的张洁雯最怕领导在开会时让她“说几句”，“可能运动员的性格都这样，比较实在直白，有什么都是几句话简单明了地说完。我真的不会像一些领导那样，说‘说几句’就能说上一个小时。”于是每次遇到领导让她“说几句”，张洁雯总是条件反射地露出无助的神情：“我能不能不说？”

 

　　但无论如何“不会说话”，她仍然是个奥运冠军、是中心副主任，有时候，领导特意给张洁雯锻炼的机会，让她当会议的主持人。“那时候我就特别紧张，开会前去翻了很多资料、看很多文件，自己正儿八经地拟出一条稿，你知道我们当运动员的写作水平不高，也不像一直从基层做上来的行政人员那样熟悉套路，写一篇稿是很困难的，要花很多时间。”在内部行政会议上当主持人，还不是拟了稿照着念就可以，“要先有一个开篇，介绍会议的内容和议程，再介绍领导上台讲话，我开始以为一般都是一个领导说完，就介绍下一个领导出来说，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的，领导讲话的时候你要很认真地听和做记录，因为他讲完以后，你还要简要地总结一遍他说过的内容，然后再过渡到下一项议程。整个会议你就那样绷得紧紧的，脑子一直在转，想下一步我要说什么。”

 

　　小心思 补偿童年

 

　　张洁雯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获得冠军，北京奥运会后她被任命为广州市羽毛球管理中心副主任，其实当时她还未正式退役。每个运动员在退役之前都面临着在岔路上选择以后的方向，但张洁雯说，她面临的抉择很简单，“要么来这里上班，要么跟我老公回马来西亚。”

 

　　张洁雯在2009年全运会后正式退役，2010年初便与钟腾福完婚。“我们早就说好了，因为我是独女，练羽毛球离开家20多年，从小到大都没有侍奉过父母，所以除非是我老公被留在大马国家队当教练，否则就是他来广州，毕竟他兄弟姐妹多。”不用纠结，张洁雯就选好了退役后的路。

 

　　但实际上，张洁雯当时并不只有两条路可走，临近退役时，新加坡以及一些欧洲的国家队都曾找过她，邀请她到国外执教。“我有考虑过，去马来西亚的话还可以说是为我老公，去其它国家却没什么特殊理由，如果只是为了高薪而放弃广州放弃家庭，那实在说不过去。”

 

　　运动员都经历过与普通人不一样的童年，至退役之时又基本接近而立之年，所以大多在做退役后转型的选择时，都在为童年做补偿。像张洁雯一样为家庭回到家乡的是最普遍的一种，“所以我很感谢我老公，他也是当运动员的，他很明白我这种想法，最后牺牲自己成全我的愿望。”

 

　　奥运冠军是退役运动员当中最幸运的一群，像张洁雯一样，他们大多未正式退役就被地方部门安排了工作和职位，“这是照顾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发挥所长，毕竟在体育系统内工作，我们有专业知识，不像纯粹干行政工作的那么容易被忽悠。”

 

　　但企事业单位编制有限，同样有不那么幸运的，运动员生涯成绩平平，退役后未能被安排合适的工作，这类运动员则通常选择读书来“补偿童年”。“如果你问我运动员退役后最想干什么，说实话，运动员最想要的是自由。”说到补偿童年，张洁雯突然感慨道，“你想想我们从几岁就开始过被圈养的生活，在运动队规矩很多，我们没当过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假期。所以也会有一些运动员，退役之后会什么都不干，先到处去玩，过两年那种每天睡到自然醒的生活，很自由很享受。”

 

　　所以张洁雯能理解前队友黄穗的出走，“在国家队时，她就是特别不安分的那种队员，每次队里罚跑步，一定有她的份。”黄穗在退役后获得省羽毛球管理中心副主任的职位安排，但她很快便嫁给了富商，以投资移民的方式落户澳大利亚。

 

　　大作业 副主任的“工程”

 

　　从2008奥运后获得中心副主任的职位，到2009年正式上任，张洁雯没有接受过任何关于工作的培训，“打完全运会后一个多月就来上班了，那时候什么都不懂。”新官上任时，张洁雯主管的还不是她最擅长的运动队业务，上任后第一单“大工程”，是着着实实的一单工程，“当时让我主管场地，临近亚运会，我们中心的训练馆要搞亚运改造工程。”

 

　　张洁雯在那片13.4米×6.1米的羽毛球场上跑了二十多年，但一点都不知道，这些场地是怎样铺出来的。“都是些很专业的技术问题，时间也很紧张，我头都大了。”张洁雯说她幸运的地方在于“平常没怎么得罪人”，紧急关头，在许多同事的帮忙下，场地终于如期交货。“看着场地从什么都没有，到被划得方方正正规规矩矩，铺上地毯拉上网，我就觉得真漂亮啊！就好像我自己，从什么都不懂，到折腾出这样一件成品，所以每当有朋友来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你们看，这个场是我搞出来的！’特别自豪。”

 

　　由于熟悉运动队体系，与国家队的人际关系也保持良好，张洁雯在一年前开始主管运动队，承担着很多上下沟通的工作。她时常也要像教练员一样，跟小队员们做思想沟通，“我是打双打出来的，这个项目本身就很注重沟通，当双打教练更需要沟通艺术，如何平衡两个球员，怎样说才能让两个人心里都舒服。”多年的运动员生涯让张洁雯感慨这里头都是学问。

 

　　目前，张洁雯正在广州体院修读体育教育学的在职研究生，还有不到一年便要开始写论文，而她心里一直埋着一颗论文种子，“我很想写一个题目，讲教练员对运动员一生的影响。这是我自身体会很深的一个东西，中国运动员很特殊，我们很小就离开父母，我8岁就到体院去了，面对教练员的时间比面对父母多得多，所以教练员对运动员的影响是绝对超越父母的，这个影响不只是运动生涯，还会是一生。好的教练员教出来的队员不一定能成为世界冠军，但他也能很成功。”不过，让张洁雯发愁的是，研究生论文并不是写训练日记，她满腔切身体会，但找不到太多资料和数据去支撑这个论文题目，“所以实在不行，我就写《中国羽毛球女双的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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